■讲述
母亲开始和二哥福生住在新搬去的居民点里，后来二哥成了新家，母亲单独居住，母亲提出要我们回城照顾她。大哥也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说：“母亲已经风烛残年，必须得有人照顾她老人家，你们回城照顾母亲我最放心。”
我和宏英结婚后，我在路口中学教书，学校没有房子，我们就在宏英的娘家魏庄搭了一间茅草棚，算是有了家。宏英开始任耕读小学教师，后因我的社会关系，她的工作被解除了。对此，她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更加任劳任怨地劳动。我的四个孩子都是在魏庄出生。她除了照顾好孩子外，还要起早贪黑拼命地挣工分。繁忙的家务，繁重的劳动，加上政治上的歧视，并没有让她低头，而是顽强地向命运抗争。
两个哥哥让我们回城照顾母亲我们非常乐意，但我们当时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宏英和四个孩子没有城市户口，当时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等一切物质供应，加之我每月的工资有限，难以养家糊口。思前想后，为了母亲，我们还是作了大胆地抉择，全家回城。
我们进城后，大哥大嫂非常高兴，每个月都给家里寄来一点补贴。随后我调到息县一高教书。整个家务事都落到宏英一个人身上，特别是她对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自愿地帮母亲做义务工，因为当时五类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要派做义务工，这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当时宏英才三十岁，在“五类分子”中间是最年轻的，有人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影响进步。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怕！”母亲对这个儿媳非常满意，赞赏有加。
那些年，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哮喘病一直困扰着她，特别到了冬季，病情加重，咳嗽不止。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母亲的病又复发了，虽经多次抢救、治疗，终因肺心病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全家人悲痛欲绝。这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母亲享年七十五岁。
“母病故”三个字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太平洋彼岸。电报发出后， 我们在家里安排母亲的后事，按照老家的习俗，人老了以后，在家停留一般不超过五天就得安葬，正在这时大哥回电：“归回未定，望妥善安葬。”我们正打算按照计划安葬母亲时，县革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接上级通知赵先生一行准备回家乡奔丧。
噩耗传到大哥家，大哥除了关门痛哭绕室彷徨外，一时不知所措。他想马上回来，又考虑到时间和费用，不回去又不能安心。他和大嫂反复商量，大嫂提出一个问题，“要是不回去，你将来会不会后悔？”大哥遂决定回来，他说：“我不能犹豫一时而抱憾终身。”
大哥当时想，不但自己要回去，还想带着大嫂和孩子们一同回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生长的，希望他们能看看中国和盖棺前的祖母。大哥认为，这是一条感情的线，作为人子人父，他都有责任把它连接起来。
入境手续在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同情和支持下很快办好了，女儿留下看家。他带着太太、儿子，忍着极度的悲痛，回家奔丧。
像三年前一样，我又到信阳去接他们，上次是久别重逢，见面时激动得相抱痛哭，这次是同怀丧母之痛见面时又相抱痛哭。我向大哥诉说了母亲逝世的经过和丧事准备的情况。当我说到我们一家刚刚团圆，正祝愿母亲能多活几年，让她老人家多享几年福，谁知她老人家却突然撒手而归时，我已泣不成声，哥嫂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都失声痛哭起来。
车子到了县城，他们直奔灵堂。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在院子里搭设一个灵堂，一方面供亲友吊唁、瞻仰，一方面等哥嫂回来和母亲告别。从母亲去世到哥嫂回来，我们整整等到了十五天。
还没有等哥嫂走进院子，我爱人宏英闻讯跑出来奔向大嫂的怀里，他们相抱大哭起来。宏英把半月来料理后事、招待客人所积累的悲痛和疲劳一下子都倾泻到大嫂面前。
大哥一见母亲的灵柩，放声大哭，他拉着大嫂和儿子一起跪在母亲的灵前，给母亲磕头。五舅打开尚未钉上的棺盖，让他们瞻仰母亲的遗容。他们看到躺在棺木中的母亲，安祥和蔼，只是面孔比他们七三年回来时消瘦了些。“妈，我和你的媳妇，孙子都回来看你来了……”大嫂也在边哭边叫“妈！”不大会说中国话的侄子惠程也喊着：“奶奶，奶奶！”我想这是惠程第一次喊奶奶，也是最后一次喊奶奶。但这轻微的呼声，把一条断了感情的线连结起来，任何力量、任何时候，再也不能把它切断。
当时息县还是用土葬，母亲的棺木是厚厚的终南木。出殡的行列很简单，灵车在前，亲友们坐的卡车在后，哥嫂和惠程乘吉普车紧跟其后。没有素车白马，又无僧道乐队。母亲的墓地是一片桃树林。前面有流水潺潺的护城河，北面有郁郁葱葱的苗圃林，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送殡回来，他们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母亲的面孔就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一九七三年哥嫂第一次还乡，虽然和老母亲见了面，但始终被热情的亲友、乡邻包围着，没有机会和母亲长谈。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回国，带领耶鲁大学教授访问团到了北京。大哥让母亲到北京见面。是我和二哥福生陪母亲到北京的。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我们一下火车，大哥跑上前搀扶着母亲，走到又高又长的自动电梯前，母亲不敢上去，大哥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把母亲背在背上从电梯上下来，人们都投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从大哥的表情中可以看到，他能为老母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感到十分宽慰。大哥抽时间陪母亲上了天安门，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游览了颐和园。母亲感叹地说：“看到了北京，看到了儿子回来，我就是现在死了，也可以闭眼了！”大哥告诉母亲：“妈，你还有得活，有得看呢！明年我们回来，陪你坐飞机到杭州去逛西湖！”母亲听了，开心地笑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老人家笑得这样灿烂。
办完母亲的丧事后，大嫂向大哥提出，如果没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可以当晚离开，以免越呆下去越伤心，大哥同意了大嫂的建议。
晚饭前，他们去向母亲告别。黑夜中的原野，万籁俱寂，只有天光映照着母亲坟上的花圈，闪耀着昏暗的光彩。哥嫂和惠程在坟前恭敬立默念：“妈，奶奶，你安息吧！我们保证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离开息县后他们到了信阳，参观了辉县，经过郑州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到了天津，正参观大港油田时，忽然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雷，使他悲痛万分。总理在大哥心目中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在重庆谈判时，在旧政协会议上，他不但目睹了总理的风采，还多次面对面地采访过总理。总理那种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不卑不亢的风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大哥第一次回国，在北京期间正赶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宴请越南党政领导人黎芛、范文同，大哥也应周总理的邀请参加国宴。当接到印有天安门上红星闪烁的国徽图案，上面还有周总理签名的请柬时，他激动万分。
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周总理了。总理步入宴会大厅，他看到总理风度依旧，只是比在南京时消瘦多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感慨良多，他曾在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特殊场合目睹他的风采；而今又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在解放后站起来的新中国的首都，再一次目睹他奕奕的风采，感到无比的激动。
在天津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他们立马赶回北京参加总理的吊唁活动。13号上午，他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各界人士的吊唁活动。此时的太庙庄严肃穆，哀乐阵阵，人们都沉浸在无比悲痛的气氛中，他们紧跟着人群，进入灵堂，向总理的遗像和摆放的骨灰三鞠躬。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泪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襟。
大哥参加总理的吊唁活动后又采访了一些知名人士。回去后，他把在北京的经历和对总理的回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悼念与回忆》。在香港出版后，他将这本书请人送给邓颖超大姐。邓大姐收到书后非常地感谢。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希望能和大哥见面。
1985年5月8日，邓大姐特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约见当年采访过国共和谈的老记者叙谈。听大哥说，当他们围座在她的身旁时，邓大姐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然后爆出一句非常亲切而又幽默的话语：“你们都长大了！”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
大哥感到他们的确是长大了。四十多年前，当他们追逐着她和总理抢新闻的时候，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已近古稀之年。邓大姐充满感情地说：“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见面，而现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聚会，我心里很高兴！”她接着语重心长地回忆说：“当年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富强，在国难中我们曾共同工作过，对于大家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的，现在大家都老了，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不会老。”
（作者赵更生系赵浩生的小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