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更生，1937年出生，中共党员。先后在河南息县任小学教师、初中教师、高中教师。1984年任息县政协副主席，后调任信阳地区行署侨务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任地区侨联主席，2000年退休。是河南省政协七届、八届委员，曾出席全国侨联第五次侨代会，并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讲述
我是赵浩生的小弟。自大哥1973年回国，我是接触他最多，而且是最了解他的人。这些年来，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报道他的文章不胜枚举。我的这篇文章是以特殊的视角，以自己的亲生经历着重报道他的亲情、乡情和故友情。文章每个事件、人物、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据可查的。至今我收集保存了关于他的很多资料，其中包括家信、照片、音像和报刊杂志的剪辑等。因为有了这些资料，加上这些年来我和大哥多次接触、相处之回忆，才形成了这篇文章。
大哥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两年来，我不断地整理着他的资料，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面前。如果说我不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我就感到愧疚和不安。我这样做，一方面让人们了解一个孤悬海外的华侨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迫切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以此来激发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我们对大哥的追思和怀念。
我的大哥赵浩生，美籍华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专栏作家，联合国注册记者，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日报》记者，在重庆成功采访过国共和谈“重庆谈判”的整个过程。1948年东渡日本，任《东南日报》驻东京特派员。1952年赴美留学，后任教于耶鲁大学。1973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率先回国省亲，在国内考察52天，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返美后，大量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参考消息》转发了他的许多文章。他为促进海外华侨认同和回归祖国大陆，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像侯鸟一样往返于中、日、美和两岸三地之间，为促进中、日、美三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我和大哥都出生在河南息县。我们兄弟四人，浩生是老大，我是老小。他大我17岁。我记得9岁那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从南京回到老家息县。当他西装革履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躲起来不敢见他。他在家里住了几天，和父母在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他把这张全家福当作传家宝，一直珍藏起来。这次见大哥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见面，离第二次见面整整相距27年。他离开息县后返回南京，不久，被《东南日报》派驻东京。1949年全国解放，自此，音信全无，天各一方。
1950年土地改革，我家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三个人相依为命，老的老、小的小。祖母75岁，母亲51岁，我才13岁，刚上初中一年级。我们住在县城，无地无房，无以为生，我只得辍学，卖馍、拉车、做苦力，和母亲一起养家糊口。我的二哥和三哥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正赶上土地改革的风头上，不敢和家里人联系。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割断了和我们的交往。这种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生活维持了几年。天无绝人之路，195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一个乡村小学聘为代课教师，由于深知工作来之不易，表现特别出色，后由代课教师转为聘用教师，又由聘用教师转为正式教师。这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特别复杂的人，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想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当时党对五类分子子女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因为选择了一条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也进而改变了我和我全家的命运。当时，我每月有18元的工资，维持全家最低生活水平已没有问题。
1962年，我二哥福生带着不满五岁的孩子，戴着右派的帽子回到老家息县。1949年南京解放，当时还在南京上中央大学的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为解放大西南，从南京步行数千公里到达云南昆明。当时国民党把所有的铁路、公路干线都破坏掉，他们不得不风餐露宿，徒步行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满腔热情，不怕苦，不怕累投身于革命。他每走一个城市都给我写信，谈感受，谈未来，对新中国充满无限憧憬和希望。到昆明后，在云南大学宣传新中国发展团组织，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后被分配到昆明团市委工作，很快结婚生子。1957年，由于向党交心，加上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划为右派，遣送昆明钢铁厂劳动教养。爱人离婚，孩子无人抚养，在异乡又举目无亲，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决定回息县老家。
我于1964年，在息县路口乡路口小学教书，和一个在本校毕业的女学生魏宏英结婚。由于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好多女孩儿都不敢接触我，唯独她不怕，他顶着家人和亲友都极力反对的压力，和我相爱结婚。
这期间，母亲常常思念一直杳无音信的大儿子，我们也在挂念中。有时母亲偷偷地跟我说：“今天是你大哥的生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思念和担忧之情，说完便潸然泪下。
母亲一生勤劳俭朴，胆小怕事，虽嫁到地主家庭，但操持着赵家繁重的家务，为赵家生儿育女。解放后她自食其力，以瘦弱的身体支撑着贫困的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了批斗对象，经常身上挂着一个“地主孟昭德”的牌子游大街。她裹着小脚服劳役，做义务工扫大街，人格上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和催残。
1971年的一天，我和二哥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美国华侨看尼克松访华》，署名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文章介绍了美国华侨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侨对尼克松访华的喜悦心情。读了文章，我们感到既惊喜又疑虑。喜的是，文章的署名和大哥的名字一字不差，文章的内容也是充分表达了一个海外游子爱国思国的感情。莫非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大哥？疑虑的是，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会不会是另外一个赵浩生，况且大哥是从大陆到了日本东京，为什么现在出现在美国？这一系列的谜团，让我们捉摸不定。
1972年10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大哥来信了。信封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息县新华街8号，父亲赵星屏和赵福生、赵祥生、赵更生以及赵家亲友都可以收这封信。信里还装一个备用的信封。信里写道：
父母亲：
分别20多年了，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
我和我的太太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我们的女儿惠纯今年17岁了，读高中三年级，准备明年进大学。儿子惠程15岁，读初中三年级。我们都很想念祖国，想念你们。
倘若你们能收到这封信，告诉我们你们现在的地址，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设法办理回国手续，也许不久就可以重见祖国，重见亲人了。
祝你们
都好！
儿浩生 敬禀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
收到这封信，我们全家人喜出望外。20多年的期盼和等待，终于实现了！老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嘴里不住地念着：浩生来信了！浩生来信了！我们立即照了一张全家福寄给了大哥。信里写道：“父亲去世，母亲健在。我们兄弟都已结婚生子，生活得都很好，希望你能早日回国，全家团聚。”
收到这封万金家书，大哥激动得彻夜难眠。就这样，频繁的书信往来，诉说着彼此的思念。
找到了家，大哥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他要做回家的准备，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只能通过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听说大哥的签证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
不久，大洋彼岸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回国的手续已办妥，五月回国。”我们这边也开始着手迎接大哥回国的准备。我们感到最难办的一件事是母亲的住处。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不是借宿别人的柴草房，就是租赁别人的茅屋。当时母亲和二哥同住在一间租赁的破烂不堪的茅草房里。我们担心，如果哥嫂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是难以接受的。正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县革委负责统战的同志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当时息县房产所盖好的一幢居民楼刚好竣工，可腾出来两间让母亲居住。我们又向亲友借来了几件简单的家具，装饰了一下房子，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哥嫂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