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讲述者：46年前，纪东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周恩来总理走完了最后八年的人生之路。总理逝世后，他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处长；1984年重新入伍，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处长。1987年调任武警总部司令部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2002年退伍后，担任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宣讲周恩来的伟大精神上。
纪东说，总理是一部读不尽的书。总理曾说过：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得盲目。总理深谙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道理，在纪将军看来，无论什么理论，其实用细微的小事诠释起来反而更加鲜活和充分。他在总理身边的八年里，亲历过一次次重大事件，见证过一个个关键决策，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几个“无情未必真豪杰”的动人瞬间。
奉公 是他一生的主题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年轻的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我陪伴了他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动荡时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艰难岁月。
1961年，18岁的我初中毕业后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部队番号“3747”，也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1968年7月，我参加部队组织的指导员学习班。一天，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到我们小组听取发言。我的发言简明扼要，自然连贯。没想到，仅仅5分钟的发言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8月12日，我奉命“到杨政委家谈话”，杨政委问我:“周总理那里需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做秘书工作，你愿不愿意去？”我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杨政委特意叮嘱我:“对邓大姐就叫‘大姐’，对周总理就称‘总理’，千万不要称‘首长’，不要说‘请指示’，一定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请教。”
从整理电报开始，我逐渐掌握了总理秘书接打电话、收发文件、文电送阅、会议通知、整理电话记录等基础工作。几个月里，虽然总理两次对我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抽空我要和你谈话”，但直到1969年4月的一天晚上，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才把我叫到身边，说:“小纪，真对不起，你来这么长时间了，我几次说和你谈谈，可一直没有时间，让你久等了。我曾想过专门和你谈谈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做秘书工作的问题。现在看来，你这段时间干得不错，我这里的工作情况，你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你来说，工作岗位变了，接触的事情多了，我只提一条要求，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今天就算我和你正式谈话了，从现在开始正式值班。”
按照分工，我负责党、政、军、群这几方面的秘书工作。尽管总理一生为公，一生奋斗，从来没有轻松过，但因为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他职位的特殊性，我在他身边的8年是他最累、最难的8年。
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更谈不上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时间被我们叫醒，因为后面排着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我们叫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秒。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我们心如刀绞，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但他总是说：“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吗？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再累也得坚持啊！”
我到总理身边工作时，他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听我们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我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老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一副副重担挤占了总理的睡眠和治疗时间。他也是血肉之躯啊，他不知道累吗，不知道困吗，不知道疼吗？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或参加会议40多次，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担当 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
总理是中华美德的集大成者。
作为秘书，我目睹了他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苦和难，这种苦和难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累、气、忧、愤。1970年夏天，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兼顾各方感受，众口难调，难上加难。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性、保密观念极强的人，所以，只能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我想，总理写这几句诗，也许是在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但他也就是写写而已，一觉醒来，马上接着忘我工作。不管多大委屈，只要是中央决议，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响。所以，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理的忍，我却觉得，他的忍，绝不是后退、泄气和消极，而是顾全大局，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有个成语叫“忍辱负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位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难负得起重，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
1973年3月7日，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三八”招待会。“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总理说:“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向在座的专家一一道歉，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在他看来，国家利益面前，个人颜面又算得了什么？
总理的伟大人格来自两个支撑，一是胸怀坦荡；二是心底无私。凡是认识到的错误，绝对承认，马上改正，批评先自我，揽过不推责。而对批评过或者误解过他的人，他既不追究也不疏远。在我的印象中，从没听到总理说过谁的一句闲话，也从没听他说过“这事不归我管”。
能不能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折射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品质和党性修养，在这方面，总理堪称全党楷模，他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
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我知道，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
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我们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他常对我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香凝去世后，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生，时隔几日，总理冒出这么一句：“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该多亲切啊。”这说明，只要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无论大事小情，他从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常常在事后还要总结得失。
（讲述 纪东 撰文 马宇彤）
（摘自《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