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地处大别山深处的新县周河乡农民在清扫墓园时，意外发现一处填满武器弹药的坟墓，有日式92重机枪子弹、迫击炮炮弹、机关枪、掷弹筒等，横七竖八地塞满了大半年墓室。有关部门推测，这批隐藏的武器弹药，是当年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时，为了轻装前进战略转移而遗留下的。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发动群众，严肃纪律，终于站稳了脚跟。
群众不愿亲近
对于创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站稳脚，时任二野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有信心也有疑虑。信心体现在大别山区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保存着游击战争的基础，队伍中也有不少本地干部；而疑虑在于当地群众对我军并不充分信任，部队的生存问题十分严峻。
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指导员阎代举回忆说：我们进入大别山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宣传和威胁，开始不敢公开与我们接近；加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们围追堵截，使我们的环境和条件变得十分艰苦。部队天天在山林里拖着敌人转，战斗频繁，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重武器装备也几乎弃之一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对进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能否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表示怀疑。怕苦怕累，发牢骚的人多了起来，个别违犯群众纪律，如偷放群众鱼塘抓鱼吃之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给部队讲话，说明进军大别山的重要意义，鼓舞部队士气，并对一些错误现象，进行了耐心而严肃的批评。
三条枪毙罪
当时，部队出现一些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首长们宣布了三条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亲历者的回忆
在刘邓首长的严格要求下，各个纵队都进行了纪律整顿。原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加强部队纪律，我们旅党委还专门作出了具体规定：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等。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里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
对违反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给他撤职处分。部队驻在麻城商石桥，有个小孩爱和团直通信班长小赵逗着玩。一次两人玩枪，不慎走火，打死了小孩。军法无情，部队召开了公判大会。会场上，孩子的亲属抱住赵班长失声痛哭，请求上级别处决他。但是，团领导为了严肃军纪，仍然进行了严厉惩处。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要求也很严格。每次行军时，他都要骑着马从头看到尾，发现有什么问题，马上过去纠正。有一次有个司务长，由于年纪大，眼睛不好，白天行军时，他没有看见远处田地里还有一些妇女在干活，就站在路边小便。姚继鸣看到了，立刻把他叫到跟前：“你是哪个单位的？”司务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大咧咧地讲：“警卫连的！”姚继鸣又问：“群众就站在你面前，你看到没有？”司务长摇了摇头，姚继鸣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家有没有姐妹？你算个人吗？”这个司务长年纪大，被姚继鸣骂得狗血喷头，感到很委屈，当场就被熊得呜呜地哭了。 （据《老年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