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这是最后的吻，也是第一个吻。
父亲叫国之杭，母亲叫张秀菊。标准的中国名字，普通的工人家庭。
2005年春节，国亚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到父亲的灵前，并把自己刚刚完成并出版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在父亲灵前焚化。
“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病中的父亲曾向儿子感叹。这部原本仅为完成父亲遗愿的书，后来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列为本科生必读书。国亚，这个以金融业为生的业余作家，因此备受关注。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坐在沙发的一角捧读国亚的书稿。老伴儿走后，夜夜无眠。她曾无数次想用攒的600多片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亚认为，母亲很爱父亲，但这种爱“主要是亲情”。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国亚坦陈：“那就不好说了。”
国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活了30多年，从没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亲热的举动。如今，母亲住在武汉中央商务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平静度日。这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至今还“觉得多说一个‘爱’字都是很羞耻的事”。
介绍对象
中国有两个特有的词：自由恋爱和介绍对象。国亚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
母亲初次见到父亲，是1967年8月的一天早上。母亲被她姐姐领着，来到介绍人张大娘家里相亲。双方约好了时间，究竟是几点母亲并不知道，跟着姐姐走就是了。
因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攒下了40多亩地，外婆和外公被划为地主。母亲的命运也因此而注定。
母亲老家在河南滑县，那里的各种政治运动总是异常猛烈，而且还花样翻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文革”中就有一种“发明”：把挂木牌戴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在一起，弄一些“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一次，一枚威力奇大的“二踢脚”在母亲耳边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
这次批斗会之后，外婆就放出话来，要给母亲找婆家，而且越远越好。同村的张大娘经常跟着儿子一起住在郑州，于是她介绍了她在郑州的邻居，就是国亚的父亲。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父亲22岁那年赶上“大鸣大放”，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的他给领导提了条意见，说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结果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第一个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
刑满释放后，父亲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那时，父亲交了个女朋友：20岁出头的大姑娘，工人阶级，个头比父亲还高，祖母也满意，只是太热心政治。每次上街，这位铁姑娘一看到哪里围着一堆人在大辩论，就立刻钻进去，拉都拉不走，这让父亲头疼不已。
父亲进门时，母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老又瘦又丑，跟幻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此，她这一生再也没有正眼直视过任何男人，包括国亚的父亲。
父亲正好相反，“一眼看去就是你”。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三百遍、五百遍”地说过这句话。父亲对母亲说，要出去办点事。办完事回来，父亲请客下馆子吃了顿饭，事情就算定了。
母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出去办的事，就是和那个铁姑娘分手。父亲后来常常千百遍地感叹，是命运把母亲送给他的，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命运的召唤。那个铁姑娘和父亲交朋友的时候，她到屋里总要把窗帘拉上，“她拉上我就拉开，她拉上我就拉开”。
两个月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证上，父亲年龄29岁，比实际年龄减了3岁；母亲19岁，比实际增加了3岁。16岁的母亲，那时还是个女孩儿，结婚时穿36码的鞋，发育成熟后穿40码。
扭曲的家庭关系
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免票的优惠条件，父亲带母亲到北京大姑家旅行结婚。在那里，母亲第一次见到了祖母。
祖母被父亲的先斩后奏激怒，何况还是舍弃了工人，娶个吃“高价粮”的农村户口的母亲。祖母见到母亲后，耷拉着眼皮，一口水都没喝，屁股也没落座，就把母亲打发到隔壁房间。躺在行军床上，母亲听着隔壁的骂声和拐棍打在身上的声音，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祖母回到郑州，母亲跟她住在一起。从此，母亲陷入无尽的深渊。
祖母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嫁给做官的祖父后一步登天，过门才1年就生了儿子，因为有功，更是骄纵。这个老太太在无数次命运的大起大落和历次运动中，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斗争哲学。国亚分析她，首先是演技高明，会装慈祥装可怜；其次是善于分化瓦解，懂得把人分为同盟军和斗争对象。
贫困还给祖母塑造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见不得人多吃几口。母亲婚后一直吃“两样饭”，祖母吃肉，她吃面汤，饿得婚后第一周，整整一周没大便。春节前，趁着祖母和父亲去北京大姑家奔丧，留守的母亲才第一次吃饱了饭。祖母回来看到面箱空了，哭得几乎晕死过去。一半是报复，一半也因粮食短缺。在母亲一个人干完所有活之后，祖母在大年三十下午突然让她回娘家去。
“一听这话，我就自己给自己判死刑了。”这个逆来顺受的中国妇女对记者说，她本来打算一出去就往车下钻，但父亲偷偷跟了出来，还拉了她的手，这是父亲第一次拉她的手。父亲把新手表卖了，把她安置在旅馆中过了春节。
但祖母终于还是知道了，怒火更炽。初八这天，飞沙走石，行人稀少。母亲身上藏了一根晾衣绳，带上纸笔，来到跟父亲约会时去过的郑州人民公园。她写好遗书，上面写有家里的地址，并且嘱咐父亲不要告诉外公外婆是自杀，就说是车祸死的。她在公园僻静处找了棵松树，旁边有块突起的石头，她站上去，系上套子，比划好，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脚往前一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太好了！”渐渐地，高音喇叭的声音听不见了……
后来，母亲被路人救下，死里逃生。再后来，母亲又一次被祖母赶出家门，跳河自杀，也被好心人救起。
父亲当年，没有帮母亲说过一句话。多少年来，他都是忍着，没说过祖母一句坏话。直到临终前几天，父亲向母亲和国亚回顾这段经历时，一边说，一边咬牙切齿地痛斥祖母的恶劣品行。国亚认为，当年父亲是“愚孝”。
母亲的“婚外恋”
国亚说，母亲20岁那年，曾经“与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擦肩而过”。
那年，父亲随宣传队外出，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那一年铁路局招收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一个姓赵的小伙子，长得像《渡江侦察记》里的孙道临，高个、白净、浓眉大眼，父母都是医生，比母亲小1岁。他慢慢地开始接近母亲，帮她干活，直至表白想和她结婚。
国亚写书时得知了此事。他小时候不懂，上中学后开家长会，他开始意识到，同学的妈都没有他妈年轻漂亮。母亲165厘米的个子，一口标准普通话，标准的鸭蛋脸，细长的眼睛很有味道，记忆中母亲脸上没有任何瑕疵斑点。而父亲，只有168厘米，年轻时五官还比较清秀，老了越来越像个老“右派”的模样。他曾听见家属院的几个妇女议论他父亲看着比母亲老20岁。
1972年春节过后，国亚一家随父亲所在的铁路局迁到山西，在太谷县定居下来，远离了祖母的干扰，主要矛盾也随之转化为跟贫穷作斗争。
为了挣钱，母亲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过搬运工，就是把每麻袋50斤重的玉米芯背到10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每袋挣1分钱。她一次背整整3个麻袋，每天背一万到一万五千斤，挣两到三元钱。后来母亲终于时来运转，在一家生产铁丝的县办集体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并且一年多后解决了转正问题。
父亲得知那个“孙道临”追求母亲的事后，开玩笑说自己应该让路。但后来父亲也感到过焦虑，毕竟，他们有16岁的年龄差。
趁一次人流手术的机会，母亲做了绝育手术。当时的主刀大夫甚至不知道哪里是输卵管，勾了一上午，勾出来一个不是，勾出一个又不是……麻药打了三四次。
连父亲都觉得，母亲这决心表得有点过头了。父亲不会做饭，只会炖汤，于是他就买了20多只小鸡养着，每天熬汤送到医院，吃得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吃鸡。
最后一吻，也是第一个吻
进入20世纪80年代，母亲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那时建材开始紧俏起来，母亲从工厂里买了许多废品铁丝回来加工，一吨就净挣近2000元钱。这活辛苦异常，却让母亲成了中国第一批万元户。
母亲很尊敬父亲，甚至有些崇拜他，似乎没有父亲不懂的东西。父亲是个“精神贵族”，画画、乐器无师自通，没事就看书。母亲从来不嫌父亲不会挣钱，总是当面背后地说，如果赶上好时候，父亲绝对是天才。母亲在家从不当自己是女强人，从不让父亲做家务，做好了饭，一定是碗筷都准备好，才喊着父亲吃饭。
90年代，随着儿女上学、通货膨胀，本来以为够花一辈子的积蓄很快折腾一空，母亲开始二次创业。这次她选的是花灯生意。采访时谈起来，国亚非常遗憾母亲选错了行，辛苦却挣不到大钱。但母亲说，她选择这一行是另有考虑的。做花灯，可以让父亲画画的天赋有用武之地。母亲想让父亲感到，家里的收入有他的心血和付出。母亲精心给父亲分配好工作量，而自己的劳动强度是父亲的四五倍。父亲是否了解母亲的苦心，现在已无从了解了，但孩子们都看到，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母亲原来希望，父亲能活到90岁，而她自己活到70岁就足够了。两个人一起走。但2000年，父亲查出得了多发性骨髓瘤。父亲生病后，母亲就自己给他理发、刮胡子、掏耳朵。父亲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母亲的手托着父亲的头。父亲总是满足地叹气，说，除了这个病，“幸福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母亲私下里告诉记者，孩子们不知道，她跟老伴儿在一起实际上有说不完的话。“在孩子跟前避讳，不能说得太多，但只要孩子不在跟前，他就跟我有说不完的话。谈社会，谈命运，相互倾诉。”直到父亲病重，戴着氧气面罩，母亲来了，他都要摘下面罩，要跟母亲一起抽支烟，说会儿话。
2004年4月2日，在经过近20次化疗之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医生问家属切不切喉管抢救，母亲哭了，说不出话，看看父亲，摇了摇头。父亲的身体渐渐凉了。母亲给父亲用毛巾擦净了身子，从里到外换好衣服，刮干净胡子。然后，她捧起父亲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这是最后一个吻，也是第一个吻。
“我这辈子没有对任何男人说过一个‘爱’字，这对我是空白。他爸爸问我，你爱我不爱我？我说，我们俩只有亲情。”母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