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磊，1902年7月13日出生于湖南澧县，是我党在广州早期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之一，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5日被捕遭杀害。
1926年秋天，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党在中山大学的革命力量，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召集区委有关领导人和学生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穆青(广东区委组织部长)、恽代英(广东区委学委会书记兼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李求实(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少年先锋》主编)、毕磊(广东区委学委会副书记)、徐文雅(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和熊锐(刚从德国回国)等人开会，研究和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要求中山大学当局聘请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恽代英、邓中夏、苏兆征等人担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的训育员；要求中山大学聘请当时正在厦门的鲁迅到校任教。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不是一般的“自由人”(知识分子的意思)，而是一位彻底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争取他，同“右”派斗争。
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做好欢迎鲁迅的工作，陈延年亲自进行了部署。他指示中山大学支部一定要全力以赴，并指定毕磊(后来又加派了陈辅国)代表党组织负责公开与鲁迅进行联系。
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抵达广州，翌日即迁入中山大学大钟楼二楼居住，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抵校不久，毕磊便主动上门探望，为鲁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毕磊又带徐文雅等人上门探望鲁迅。由于毕磊事先介绍，鲁迅已经知道徐文雅的身份，对徐文雅也非常诚恳，热情。徐文雅在以后的回忆中写下他与毕磊一道前往探望鲁迅的情景:“当时鲁迅正在房子里(大钟楼)翻书，床上桌上都是书报杂志，地下堆着线装书，还有蓝印花土布的行李，许广平站在他身边。鲁迅向我介绍许广平……我们谈了些政治形势。”
此后，毕磊几乎每天都和鲁迅见面，还经常陪鲁迅去“陆园茶室”吃茶，相互间情投意合，水乳交融。当年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欧阳山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我到大钟楼上去找鲁迅先生。推门进去，只见鲁迅和毕磊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看他们两个谈得很得意、很高兴的样子……”
毕磊为人朴实，诚恳虚心，热情精干，主动如实地向鲁迅介绍其所希望了解的各种情况，因而很快赢得鲁迅的器重和信任。鲁迅也对毕磊无所不谈，时常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提出来与毕磊交换意见。
1927年3月底，陈延年与苏兆征、彭湃等离开广东，北上武汉参加即将举行的党的“五大”。临行前陈延年一再嘱咐毕磊等一定要继续努力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并反复强调指出:“鲁迅是我们党的真正朋友。”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驻广州的桂系军阀4月15日也对广州地区的革命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进行了突然袭击，疯狂搜捕和杀害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和革命分子。整个广州顿时陷入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当晚，一支反动军警在“士的党”分子刘范等人的指引下，冲进了中山大学，按预先开好的黑名单进行大搜捕。当时毕磊正在学生宿舍睡觉，不及走避，与其他共产党员欧阳继统、陈辅国等人一起被捕，押到市区天字码头附近的南关戏院，后又转押到南石头监狱。4月15日清晨，许广平家的老仆人阿斗给鲁迅带来了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并说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连到鲁迅身上的。“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但是，鲁迅非但没有逃走，相反却惦念着毕磊等革命青年的下落与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起身从白云楼寓所赶往中山大学。当他知悉毕磊他们已被反动派抓去时，立即发出召开各系主任会议的紧急通知。下午，他赴中大各系召开主任紧急会议，一起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
在会上，鲁迅首先态度鲜明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主张营救被捕学生。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料想不到的。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怂恿政府抓捕学生，这将怎样解释？我认为学校有责任把被捕的同学赶快营救出来。但是朱家骅却凶相毕露地胡说什么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党校”，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异言。这样以来，其他在场的人都只好不再作声了。
鲁迅当场表示辞职，以抗议这种无理态度。4月16日下午，鲁迅还特别捐款慰问被捕学生。
毕磊被捕后，被反动派杀害于狱中，时年仅25岁。
（据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