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读完《人间草木》，越发感到哈姆雷特王子问的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对古代人或者宗教而言，活着是为了死去；活着和如何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去和如何死去。对死亡有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有了一种选择，死亡便不再是一个自然事件了，成为一种文化应对。对现代学者来讲，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经历过“祛魅化”的现代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认真、高贵地生活？
周宁所著的《人间草木》通过四组人物的死亡，反观其生命，正如书中说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态度”。
从生命的起点来面对生命，是一个动物式的自然过程；从生命的终点来反观生命，则是人类的文化态度。为了死去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死去，不仅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同时也是宗教和非宗教的区别之一。
最近，耶鲁大学雪莱·卡根教授的死亡课程在网上受到追捧，卡根教授秉承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待死亡的逻辑和科学传统，即围绕着肉体论和灵魂论（或二元论）而展开讨论。与西方对待死亡的理性态度不同，我们在对死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常常不关注来自大脑的理性和科学，只重视发自内心的关注和悟解。非此即彼的西方理性和彼此彼此的东方悟解，决定了东西方文化中对待死亡和生命的不同态度。
《人间草木》第一组人物马礼逊和伯格理都是传教士，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福音来到中国。然而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幸福吗？在这个问题上，马礼逊的绝望和伯格理的期望同样彻底，不过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两人作为上帝仆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宗教观念中，生死是对信仰的实践方式，死是有意义的，甚至是诱人的。书中的弘一法师视生如死，虽存犹殁，死亡不过是“去去就来”。哲学上的二元统一认识，决定了中国文化对待死亡和生命之间的圆融态度，所谓圣人贵一也。看看苏曼殊，一生都是游走在出家与住家、放纵与持戒、大爱与决绝、觅死与寻欢之间。
卡根的死亡课程仅仅是把死亡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科学认识，这种死亡放在动物和人类的身上没有区别。西方的死亡学说中，无论是肉体论还是灵魂论，都不能囊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死亡的态度：生即死，死亦生。生有何欢，死亦何憾？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宗教圣人毕竟是少数，芸芸众生依然逃脱不出生离死别的凡俗。
作者关注的前两组人物虽然都是宗教人物，但对死亡的认识，完全反映出东西文化的本质与区别；后两组人物都是非宗教人士，在他们充满个性的生命中却有着对死亡的共同认知：死亡不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文化的选择结果。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