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冯学成出生于四川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他认识并师从虚云禅师传人、著名禅师、一代武术家海灯法师；后经海灯法师举荐，往参太虚大师侍者本光法师；后来又亲近贾题韬先生和佛源老和尚。“文革”后期冯学成因“现行反革命”罪入狱服刑，尽管饱尝艰辛，备受磨难，但其仍一直坚持钻研儒释道文化，逆境中修心，矢志不改初衷。
冯学成半生致力于禅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传播，编写、出版了《巴蜀禅灯录》、《云门宗史话》、《赵州禅师语录壁观》等20余部著作。近年来，有感于国学之凋敝，世风道德之日下，先生开创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龙江书院，开始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几年间，先生陆续开讲了《大学》、《中庸》、《论语》、《易经》、《老子》、《庄子》等课程，受到了国内各界及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开当今民间人士致力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之一代风气。
近日，东方出版社将推出冯学成先生新作《禅说庄子》10余部，以全新的禅宗视角，探究中华古老文明中蕴含的宏大深邃的智慧。禅宗与庄子有怎样的关系？现代人读《庄子》意义何在？传统文化该如何复兴？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网记者专访了冯学成先生。
新华网：《禅说庄子》一书，从禅出发重新解读《庄子》，为什么要把看起来是两个系统的思想学说放在一起阐释？
冯学成：在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思想互有关联又各有侧重：儒家重视社会性，道家追求自然性，佛家关注精神性。其中道家学说站在代表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的反对面，针对其负面阴暗地带进行了批评。进而对自然、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在《庄子》中阐释得非常详尽。
黄老学说中有很浓厚的隐士情怀，提倡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凌驾于社会性的功名富贵之上，首先是对自然的尊重；再则是提倡内修，超越狭隘的社会利欲的束缚，建立对生命、精神的自由；进而达到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平衡与谐和。
这种理念在佛教中也存在，不过是以更加严密的形式存在。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不难发现，佛教中很多概念和内修方式都可以在《庄子》中找到相通之处。佛教并非起源于中国，它的一些思想、规定并不能直接为中国人所接受。为了让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古代高僧借用本土学说对其进行了疏通式的翻译和诠释，当然被借用最多的必然是《庄子》。
百年来阐释《庄子》的著作不在少数，他们往往从文学、哲学、美学等角度对《庄子》进行“肢解式”的解读，甚至试图用西方现代学说理解老庄学说，这样就很容易曲解、误读庄子。其实，庄子对生命、精神和社会的认识，有其独有的价值观和情怀，这种价值观和情怀是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这不是现代学说所能阐述的，更是西方思维模式难以破译的，而中国古代禅师的风范则恰恰与《庄子》相默契。通过多年的参学，我对禅宗和庄子有了一种贯通的感受，我认为，只有在思想、理念、修行程序等诸多方面体现着《庄子》神韵的禅宗才能最好地表达庄子对人生、生命、宇宙的感悟和自在。
新华网：禅宗和道家都追求大智慧，您怎样理解“智慧”这个词？这两家所理解的“智慧”与儒家有何异同？
冯学成：爱因斯坦说，与知识相比较，智慧更重要。它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知识的源泉。智慧是体，知识是用。智慧创造知识，甚至可以创造万物。所谓的“聪明”、“机巧”并不能准确地说明智慧。智慧是精神的纯粹自由，是精神的自在和无碍。简单地说，智慧就是通达无碍。
儒家的智慧致力于社会性理想的实施，力求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道家则提倡融入自然，它的智慧是致力于人生与自然的谐和。佛教的智慧与道家类似，但它是由历代众多高僧积累起来的庞大精神体系，这就比道家更加宏大、严谨和细密。
中国是一个不缺乏智慧的国度，我们的思想也曾经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然而，就《庄子》精神体系而言，因儒家的大一统和佛教的传入和兴盛，除禅师外，士大夫们除了在外在形态上作些效仿，或反复搞些文字训诂，对《庄子》再无精神文化上突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新华网：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掌握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但是，庄子却是一个反对“功利主义”的人，您认为在这个时代读庄子的意义何在？
冯学成：庄子并不绝对否定功利。他反对的是世间虚幻的物欲。其实庄子也有自己的功利，那就是对大道、对优美人生的追求。
现代人的功利就是追求经济发展。我们的确不能不发展，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呢？难道追求功利一定要建立在耗费地球资源，乃至对生态系统进行摧毁式的掠夺的基础上吗？庄子提倡“小国寡民”。这种学说告诉我们，功利必须放在一定的伦理之上。这不是简单的社会伦理，而是地球生态伦理。如果每个人都从个人贪欲出发，那么这种对功利的追求就无异于自杀。今天的地球已经明显承载不了我们带给她的巨大压力了，我们必须重拾古代圣人留下的这套道德伦理，为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由此可见，从地球生命史的角度来看，庄子的思想是非常珍贵。道家伦理能够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在道德上缺乏高尚情怀的民族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的重建，呼唤人们重新审视和优化道德价值观，给民族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新华网：当下解读《庄子》、《论语》等经典的著作很多，有附会旧说的，也有结合现实另立新解的。您认为现代人该如何重读经典，才能做到既不误读经典，又将经典为我所用？
冯学成：现在的文化跟古人隔了很远，我怀疑很多解读的人是否真的理解经典。如今很多所谓的经典讲读，多是让小孩死记硬背。其实这样做反而会阻碍孩子的智慧之门。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发育成长之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接受、消化和重组所听到、看到的东西，这是大人无法干预的。我们应该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去消化、吸收和排泄所接触的知识和文化。
重读经典不能从功利出发，否则就会南辕北辙。阅读经典的根本目的不是学习知识，更不是“术”，而是修养心性。我们通过心性的修养，建立优秀、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就是拥有一颗“圣贤心”。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圣贤心，如果没有这种心性，人人私心自用，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对立，那么社会就不能达到太平祥和。如果每个人都自觉优化自己的心性，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心性的修养不是具体的技能和知识，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你会与环境融为一体，做任何事都能做得很好。
新华网：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越来越西化，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有选择的恢复传统文化，比如恢复节庆仪式，毕业生穿汉服等。但是这些活动往往流于表面形式，并不一定能够抓住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您创立的书院对传播传统文化能产生哪些实质作用？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流失与恢复的问题？如果要恢复，应该恢复的是什么？
冯学成：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中国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扩展了我们的思想，就应该为我所用。但是作为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根，这是决不能丢弃的。所以我提倡中学为养，西学为用。
我认为，这种所谓的“恢复”，其实就是一场古今心灵的对话，重要的是重建对圣贤心性的修养。汉服、仪式不过都是形式，过分执着于形式，无异于舍本求末，孔夫子尚不固执于此，道家对此更是不屑。传统文化要求我们做高尚的人，如果你已经是了，那穿不穿汉服有什么关系呢？传统礼仪应该与时俱进，服饰的变化毕竟只是外在的，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外物所拘束。上善若水，君子不器，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自己固化于某一个角落，而应该在道德上成就自己，否则就很容易流于虚伪、造假。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有学历有能力，但是他们不追求名利，而是心甘情愿在寺院做义工，为圣贤精神服务，致力于将中国优秀文化传播给更多人。在我看来，这些人都是“士”，他们的精神就是“士”的精神。“士”是一个文化道德概念，是面对社会责任义不容辞的担当，与地位和经济无关。有了这种精神，公务员会廉洁奉公，商人会为社会服务，普通民众也会骄傲于自身的本分。当今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士”精神。
中国文明的建设者不是皇帝，而是士，他们担当起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士”精神是我们该有的自觉，有了它，社会就会更加光明，有了它，中华民族的文化就会有新的希望！
新华网：您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对这个浮躁社会的年轻人有何忠告？
冯学成：我提倡在心性修养中“养和气，养喜神”。人有喜神，心态才能阳光；待人和气，才能融入社会。有了和气和喜神，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排斥你，路就是通的。年轻人首先要学习知识和技能，要有创造力和谋生之术，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之后就要不断美化道德，优化智慧，强化力量，努力成为一个有圣贤心的、高尚的人。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