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才简介
陈有才，男，20世纪40年代出生。大学文化，一生从事编辑工作和业余创作。信阳作家协会主席，1965年参加全国青创会，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2002年退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南省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陈有才词条入选《中国诗歌通史》，为中国乡土诗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已出版诗集《乡土·乡音·乡情》、《林海·山海·星海》、《山魈与水妖》、《野山·野味·野情》、《诗艺与杂文》、《望贤居随笔》、《感觉再生》、《蜕皮的蛇》、《历练岁月》、《历练肝胆》、《江淮屋脊》、《陈有才情歌二重唱》、《陈有才短诗选》（中英文对照）、《深山落果》、《历练人生》、《鸡公山歌》（叙诗长诗）、《厚土家园》、《陈有才诗歌精选》、《老灯台》。《我是首都农民工》尚有其他著作四部。《陈有才诗文集》（五卷本）近日出版。两次荣获河南省政府文艺成果大奖，多次荣获省以上诗歌奖。
民歌是什么？
何其芳说：民歌是劳动人民“不吐不快”的产物。
韩燕如说：荷花出水自带彩，民歌不上梳妆台。
我说：民歌是山花，它比山花更绚丽多姿；民歌是繁星，它比繁星更璀璨灿夺目！
我是吃民歌长大的。
庚辰年芒种节的前一天我出生在大别山山歌窝，一个叫牡牛地的小山村。这里的乡亲们几乎都会唱山歌，包括小调！山歌九腔十八调，形式丰富多彩。插秧季节，“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插秧。”冬季，“十二月里腊梅开，长工上山打干柴。”干旱季节，“一上水车把脚挪，边车水来边唱歌。”薅秧时节，“太阳一出红似火，拔去稗子长稻禾。”谁家娶新媳妇了，唱撒轿头歌；谁家盖新房子了，唱上梁歌；开秧门了，唱开秧门歌，有时两家同时开秧门，还要先放三眼铳枪，三声炮响之后，不光开了秧门，两家还要斗山歌。喜事要唱，丧事也要唱。道士先生唱道一天，到夜晚了，丧家的小媳妇们在道士唱道的桌上，放上一碗白米，把剪好的各种花放在米上，道士根据这些剪花，唱出花名，唱不出花名的道士，就被小媳妇们取笑一通。
我出生的季节，正赶上芒种节，父亲正在田里插秧，正是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插秧的季节。父亲说，我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就加入了插秧歌之中。直接加入到唱山歌队伍是在我七岁时，父亲给我一杆放牛鞭子，我骑在牛背上，上山放牛了。大部分放牛的小伙伴都是光屁股孩子，他们都是唱山歌的好手，大一点的也有十几岁了，我把这山坡称之为大别山歌坡。这山坡和那山坡的放牛孩子天然地分为两班。牛往山上一放，就拉开了斗歌的序幕：先挖土窑子，捡石头蛋子放在土窑子里，以备后用。先是拉歌，然后是夸歌、对歌、斗歌，斗歌就是骂歌。这时，双方斗歌升温了！一场战斗打响了！开始挖的土窑子，捡来的石子派上了用场。双方打起了石头仗，严重的能打得双方头破血流。好在斗成这个结局，双方也不生气，也不记仇，第二天赶着牛来，又开始了头一天的表演赛。我的山歌都是在这大别山歌坡学的。80年代初，有一家儿童文学杂志约我写一篇《我的学前班》，我就写了大别山歌坡，我说歌坡就是我的学前班。我的老师大都是和我一样的光屁股孩子。发出来时，还颇受同行们的好评。这个学前班，上了一年之久。八岁我入了私塾读书，才结束了这个学前班生活。这是我和大别山民歌结下的第一段不解之缘！也算是童子功，受用终生！这以后，一到放寒暑假，我还继续上山坡和小伙伴们操练！一直到我去安徽霍邱叶集中学读书，我已收集整理大别山山歌300余首，有的还发表在《霍邱报》上。
这里还得记述一段重要的记忆。1957年上半年，我见到了著名翻译家、作家李霁野，他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来安徽视察梅山水库，在老家停留几天，叶集中学请他给我们作报告，然后我和三位同学去他家拜访。临走时，他在我特地买的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以后书架上见！”这是后话。
创作民歌是从1958年夏天开始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的浪潮对我冲击很大，很自然地把我这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卷了进去。我正在六安高中读书，暑假回到陈淋子家中，毛主席一声“人民公社好”，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我正好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成天跟在干部后面搜家家铁锅，桌椅板凳，归大食堂，整整干了一个月。等开学了，回到六安，安徽刚刚开始公社化，比河南晚了一个多月。我由于亲身经历了公社化全过程，于是就动手写起了民歌。安徽在新民歌创作中还是走在全国前面的，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有三首：
大红旗下逞英豪，
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
哪方干旱哪方浇！
这一首我忘记作者了，还有王传圣写的一首《想娘》：
久不见娘心想娘，
回家见娘也平常。
睡到半夜心发急，
明日社里要挑塘。
还有一首是谢清泉写的《堆稻》。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凭良心说，这三首民歌现在看，也不丑。比当今好多口水诗要好一百倍！
我自己写的量也很大，白天劳动，淘黑沙，大炼钢铁，夜里写民歌。大都发在《皖西日报》、《安徽文学》、《安徽青年报》等报刊。就这样写到高中毕业，考取大学中文系之后，我把发表的民歌、小小说、歌剧、相声一股脑儿都寄给了李霁野。他回信时说：“初学武艺的人，一进武器库，刀、枪、棍、棒都想玩耍，但中国有句老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从你寄来的剪报看，还是写诗为好。”从此一锤定音，我就专门写民歌和新诗了。这时写的东西，只能是练笔，总是羞答答地不敢承认这一段创作经历。所以，1963年阿红兄在《鸭绿江》上举办一个栏目，《我的二十五岁以前》，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就把当年发表在天津《新港》上的组诗《波涛滚滚的长河》（笔名金波）当成我的处女作。这也是吴思敬先生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称我1963年才开始诗歌创作的由来。
真正自觉地进入到山歌创作，也是从1963年开始的。这一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从大学回到农村之后，经过一段调整，深秋，我背着锅巴面，从家门口出发，向大别山进军。先到金寨铁冲，从铁冲进入梅山水库库区，那年梅山水库大坝复修加固，水库水放完了。九月重阳节我就是在库区里过的，老乡们把我当贵宾迎到家中，喝菊花酒，唱山歌情歌。也就在那年九月，我写的新诗和部分民歌在《河南日报》副刊“沃土”上发表，连发了几组组诗。我同时也用山歌参加了村史的写作，受到公社和家乡县文化馆的好评。最感动人的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正刚的关怀和重视。他让县委办公室主任打听我是哪个公社的。亲自到公社找我问寒问暖。当他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时，我说看不到报纸和文艺书籍。他立马让公社团委给订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并且说，先读社会这本大书吧！更令我难忘的是，我家屋后一个邻居，叫崔六伯，是个瞎子，但他山歌一肚子两肋巴。我一有空就去他家，边帮他干活，边让他唱山歌。这天我去了，他一脸不高兴。他说，听说你的什么诗在《河南日报》露一鼻子，可我就是听不懂。他当场给我唱了一首民歌：
你脚踏故乡土，
你眼观故乡人，
不唱故乡歌，
巫婆子装假神！
我当时听了，脸红了。这对我震撼太大了。于是痛下决心专攻五句山歌的写作。这期间《河南日报》副刊负责人余昂很支持我，副刊编辑许鸿科老师也很支持我，给我写信，最长的达四页稿纸。接连发表，他怕别人有意见，让我用笔名发表，信还在途中，他先给我起个笔名:陈淋人。还真不谋而合，我自己起了个笔名“陈淋子”。顺便交代一句：回到家乡，我都用真实姓名发表作品了，金波笔名，从此不再用了。
这期间的代表作是《踩住丰收脚后跟》：
天上浮云撵浮云，
人争上游树争春。
昨晚开了超产会，
今朝挑肥人撵人。
踩住丰收脚后跟。
这首山歌，被诗评家们提来道去，选进了小学课本。梁前刚著《五句子概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记述我8个页码，讲了我对五句山歌所作的贡献，专门提到了这首山歌。
这期间，我被评为全省上山下乡模范知识青年。1964年7月，县委组织部选拔我为四清工作队员，分在王正刚书记蹲点的生产大队。1965年秋，团中央候补书记徐惟诚（笔名余心言，杂文家）亲自来信阳考核我，推荐我参加196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文化馆写个先进材料，省委宣传部没有通过。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余大申点名让我写，并要求要写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这就是我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我唱山歌党定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奔流》等期刊除了《中国青年报》摘要发表外，其余报刊均全文刊发。引来了全国27家报刊向我约稿。发言中唱了与社员打成一片，参加抗旱车水时，唱的一首山歌：
一上水车把脚挪，
边车水来边唱歌。
唱歌车水都不会，
齐向贫下中农学。
先学车水后学歌。
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在大会上表扬我说“先学车水后学歌”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多么深刻啊，只有先学会劳动，才能进入创作呀！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接见我们时，我唱了一组山歌：《一路山歌进北京》。其中《车过黄河》：
谁说黄水似泥浆，
像俺山泉闪银光，
打开窗子睁睡眼，
错把黄河喊长江。
声声笑到石家庄。
还有一首：《我唱山歌党定音》
爹亲娘亲没党亲，
党的恩情似海深，
教我成人教我唱，
我唱山歌党定音，
一辈不忘党的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