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学习经历
“我五岁开始在家乡的私塾里识字读书”，“六岁半读完《四书》”，“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好，读书三遍就能背诵”。这是陈毅分别于1942年3月在根据地对国际友人罗生特的信中和1952年对妻子张茜讲的。
他还说：自己“九岁时，随父亲移家成都，找了一个私塾老师，学唐诗、宋词、《诗经》。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我在成都上学，曾读过冯举人为校长的高等小学，还经常向学馆里的裴老师请教，听他讲课，写文章请他改。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文化基础”。继之，“我在成都上过几个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先是成都工业讲习所，后是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还回忆说：在那里，‘学习自然科学，对国际形势有了一些了解’。当时陈毅还在成都青年会学习过英文）。但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周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这是陈毅自述其早年求学的经历，以及他早年思想形成的背景。
那时，陈毅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他说：“那时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很浓，最喜欢读苏老泉的文章，他字明允，为此我自己取名为陈允明。”
陈毅还回忆说：“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因家道中落，不能继续读下去了，便去报考熊克武开办的四川讲武学堂。”然而，在“数学考试时，我同座的张某不肯真心相助，弄了一个错误的草稿给我抄，以致不及格而落榜”。这是说当年陈毅偏科，数学不好，考试时“作弊”，旁人的草稿却是错误的，导致他落了榜，因此无缘在讲武学堂学习。“落榜后，我曾想去当兵，但家里不允许。后来正好吴玉章办的留法预备学校招考，我和大哥陈孟熙都考取了，这倒是上次落榜的好处。那是一九一八年，我十七岁。”
1919年，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其过程是：“十月到马赛，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在这两年中，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形，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陈毅旅法时期开始大量进行文学创作，当时他的文学作品如诗歌，以及通讯、杂感等，陆续发表于上海、北京的报刊，俨然成了一个文人。
1923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在《新蜀报》任主笔。这年秋天，他又赴北京，在中法大学读书。后来他回忆说：“这时期，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我从事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也另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我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我曾经发表过下面几篇文章：（一）《论劳动文艺》；（二）《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三）《对法朗士的批评》；（四）《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五）《在列宁逝世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是陈毅才华横溢的青年岁月，他已经十分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文学创作和评论当中，也是他投入革命实践之初的热身和练笔。
陈毅对此还回忆说：“当时，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我只好卖稿子，和郑振铎等文化人发生了联系。但报馆撰文常苦于无固定的收入，生活很清苦。”陈毅当年的文稿，多发表于《小说月报》和《晨报》的副刊《文学旬刊》《晨报副镌》，一些政论性的文章则多发表于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及其副刊《民众周刊》《京报副刊》等，此外还有《烈火》半月刊。
王统照介绍陈毅加入文学研究会
陈毅当时与许多作家和报人有过接触，除了邵飘萍、孙伏园、郑振铎等，还有王统照。王统照当时是《文学旬刊》的编辑，陈毅对他一直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1946年，陈毅在接待来访的美军雷克上校时回忆起了往事。他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1923年他在北京时，经旅法的学友颜昌颐、萧振声介绍，由中共北方区委批准，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那时，陈毅由于碰到适宜的环境和相对充裕的时间，重温旧梦，又一心“向往着做一个文学家”了，恰好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初识著名作家王统照。
1924年秋，经旅法友人金满城的介绍，陈毅结识了王统照。不久，王统照又先后介绍金满城、陈毅加入了当时全国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此外，陈毅的许多作品，如短篇小说《报仇》《十年的升沉》，白话诗《春光》《游云》等，经过王统照的修改，一一发表于《晨报》的副刊上。随之，陈毅的文学创作活动也进入了高峰。一晃30年过去，陈毅与王统照于1954年夏得以重逢。此时的陈毅已是坐镇华东的共和国的一位军队统帅了，而王统照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两人相见之后，王统照激动不已，随即写了《赠陈毅同志》诗四首：
海岱功成战绩陈，妇孺一例识将军。谁知胜算指挥者，曾是当年文会人。卅年重见鬓苍然，锻炼羡君似铁坚。踏遍齐鲁淮海土，为民驱荡靖尘烟。
藤荫水榭袅茶烟，忧国深谈俱少年。愧我别来虚岁月，有何著述报人间。明湖柳影望毵毵，半日山游兴味酣。好摅胸怀同努力，饮君佳语胜醇甘。
数年后，王统照因病去世，陈毅不胜悼惜。他以诗为悼，是为《剑三今何在？》（王统照字剑三）：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剑三今何在？忆昔北京共文会。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
剑三今何在？爱国篇章寄深慨。一叶童心我喜读，评君雕琢君不怪。剑三今何在？济南重逢喜望外。龙洞共读元丰碑，越南大捷祝酒再。
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
“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
陈毅曾向往做一个文学家，后来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此后，他一边从事政治斗争（曾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人员、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等），一边为报馆撰稿来维持生计。1925年，他离开学校，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当时他主要从事工会、学运、统战等工作。他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以后，我主要是从事党分配给我的工作，从此停止了我的文学生活，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1927年他奔赴武汉，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委员会书记。
早年的经历，使陈毅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特别重视，并且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他擅长结交党外朋友，体现了他“海纳百川，团结至上”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此，陈毅曾经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是全党擅长联系和团结、使用知识分子，擅长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因为他除了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还能在现实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相关政策和方针。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出色地执行党的统战方针，在新四军及根据地尤其重视使用文化人。张承宗在《陈毅市长与知识分子》的回忆中说：“陈毅不仅是一位开国元勋，而且是文武全才，善诗能文。我于1942年在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认识陈毅军长。那时我在华中局敌占区工作部工作。陈毅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推动文化科学事业不断发展的伟大实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伊始，陈毅又在上海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方针，树立了全国解放、城市解放的又一个典型。其中，陈毅的执政理念具体表现为礼贤下士，他以最大的诚意尊重、争取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并且乐于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
与毛泽东的“诗交”
1954年，陈毅在《水调歌头 自叙》一词中称自己是“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陈毅的好学多才在党内早已闻名，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他也不废早年的习惯如读书、吟诗等，而他的随身行囊中也主要是书籍。在担任上海市长之后，工作之余，陈毅也往往喜欢独自上街逛书店。除了淘书，他还要求当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多多收藏善本古籍。陈毅很少给人题字或题词，但是上海跑马厅改建为上海图书馆之后，他却主动题写了馆名。奉命进京工作之后，陈毅成了琉璃厂的常客。所有这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喜”字。这不仅仅是对文艺、书籍等的单纯喜爱，他的兴趣已然升级为专家的水平，如他对文学中的许多专业问题（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唐代诗家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见解。
不仅喜欢欣赏，陈毅还坚持诗歌创作，并且成为著名的党内诗家之一。陈毅的诗歌作品，后来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陈毅诗稿》《陈毅诗词集》等。所谓“诗如其人”，陈毅的诗风和为人，都是本色的。毛泽东曾称：“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这也是对陈毅其人其诗的最大褒奖。
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是他们心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与人往来一向坚持以公务论，但他对陈毅却有着工作之外的“诗交”。他们不仅彼此欣赏，还相互切磋。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帮助陈毅修改诗作，这就流传下来许多“诗话”。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改了。
“又诗要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以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汲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信中，毛泽东客气说自己不能修改陈毅的五言律诗。其实，此前陈毅于1964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时，创作了一组《六国之行》，共有七首五言律诗，毛泽东就曾改定了第一首，是为《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毛泽东上述关于旧体诗的评说，即称颂了陈毅诗词的“大气磅礴”，以及董必武、叶剑英各家的长处，又述说了自己的经验之谈，特别是从审美和创作的角度，对古今文学作品运用“形象思维”（比兴）的方法，作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并对民歌、白话诗也有一番不失客观的褒贬，堪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之论。显然，是陈毅的诗歌触发了毛泽东的兴趣。
诗歌，乃至文学，对陈毅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不独滋养性情，而且全方位地贯穿于他人生的方方面面。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