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友爆出，韶关始兴县连续两任水利局局长都因受贿落马，巧合的是，行贿他们的人中都有该县政协委员段凯兵。如今，两任局长身陷囹圄，而段却至今未被追刑责。（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受贿与行贿，是一根藤上结出的“并蒂毒花”。正因如此，对行贿与受贿同罚，既寄寓了公众的公平诉求与正义期许，也体现在了司法设计中。
我国刑法，对行贿罪早有界定，并规定：行贿超过20万元，必须立案追责，而且不能缓刑。
可在始兴这起对偶性犯罪中，两名受贿者固然落马了，行贿者段凯兵却安然无恙，何以如此？这或与行贿处理偏轻的“裁量惯性”有关。尽管行贿罪为祸不浅，但就现实看来，无论是查处率，还是量刑尺度，它都跟受贿犯罪不可同日而语。
就成因上讲，行贿与受贿确实是性质迥异。在潜规则盛行的语境中，行贿或带有些许被裹挟的成分；从法律角度看，为便于侦破案件，司法部门可能会将行贿与受贿“隔离”、分化瓦解，对“污点证人”适度豁免。
段凯兵未被追责，是否是因配合取证而被“从宽处理”，还是被无理由优待，我们不得而知。但可肯定的是，就算是因酌情减免，也不能罔顾法规，完全免责。违法不究，只会损害法律公信，也预埋了腐败的引线。正如有专家说的：“严惩受贿却又宽纵行贿，如此反腐跟开着水龙头拖地毫无两样”，受贿落马，行贿免责，只会造成负向激励，也侵蚀反腐制度的肌体。
（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