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陈依梅由于三次令人沮丧的工作经历，让她无比渴望“体面又稳定的体制内幸福生活”，3年内4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她表示，“我要考到不能考为止。”(4月14日《长江日报》)
年轻人乐此不疲扎堆考公务员的确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但从陈依梅的例子来说，求职歧视与企业制度不合理也是公考升温的一大诱因。
陈依梅先后三次辞职，第一次是照顾生病母亲被老板炒鱿鱼；第二次是遭遇霸王条例，老板不按规定给员工买社保；第三次是休产假时老板提前告知，回去上班只能换其他岗位，工资比过去少一半。可见，与其说陈依梅是跟风考公务员，不如说是职场歧视与不公待遇压抑下的无奈之举。已经奔三的年龄，倘若不是生计所迫和职业焦虑，得不到安全感，谁会三年后四次备考公务员？女性面对不公与歧视的无力感犹然可见。
相比之下，在美国，女性求职过程中遇到不公与歧视，工会与民间组织会自发的进行抗议与维权，企业将会受到法律惩治，很多企业不敢轻易冒犯员工权利，处处谨小慎微，反过来倒是员工处处吹毛求疵，这是权力制衡的体现，也是监管的无缝对接。
怀孕后仍然备考公务员，如果这是坚强与奋斗的话，那么也是沾着制度之痛的挣扎。从实现中国梦角度看，“考到不能考”无疑是种跑偏。要想纠正这种偏离，就得首先铲除企业的用工歧视行为，最大化维护求职者的权利，尤其是女性的职业发展权利。 （钟 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