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魏刚，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参与推动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 |
 |
| 张飚，退休前是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被认为是浙江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张新燕 摄 |
十天前，3月26日，浙江省高院纠正一起错案，背负“强奸杀人”罪名、已服刑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被宣布无罪。
叔侄二人当年被判刑后，2005年张高平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其间张高平一直喊冤，并引起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魏刚等人重视。张飚他们分析案情后，一直坚持帮助申诉。他们的努力被认为是叔侄冤案能够平反的“催化剂”。
“他跟别人不一样”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张高平的冤情的？
张飚：2007年，我们检察院监所部门到下面巡视，发现了他的冤情。
我们监所检察官有个任务，每个月都要参加监所的狱情通气会，在会上，管教提出，有这么一个犯人，情绪比较反常，很激动，老向别人诉说冤情。他的情绪容易影响别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他们希望检察官能帮助做些工作。
《新京报》：张高平怎么引起了你们的注意？
张飚：我们发现，张高平这个人从来不要求减刑，符合减刑条件，他也不要求。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减刑。在监狱里，犯人见到我们，都要报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从来不报告。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新京报》：当时就认为他可能存在冤屈吗？
张飚：我们当时主要从维护监狱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谈话。
我们经常去，他就经常找到我们谈话，申诉冤情。接触多了，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也有喊冤的，作些安抚就平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
《新京报》：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申诉的？
张飚：刚开始收到申诉材料之后，就是向有关部门用“机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没有消息。张高平就很着急，每次碰到我们就要问。
2008年，《民主与法制》发了篇文章，说的是河南一起凶杀案，后来平反了，提到一个证人叫袁连芳。正好张高平案里也有证人叫袁连芳。我们就很重视了，把有关情况向院里汇报。
我们进行了初查，获取了“两个”袁连芳的真实材料，然后向有关部门发函。(袁连芳后来被证实是协助警方诱供、逼供的“牢头”——编者注)
个人写信表明态度
《新京报》：帮助申诉，当时的把握有多大？
张飚：越往后，把握就越大。特别是发现袁连芳的问题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认为这个案件是有问题的。
《新京报》：你后来还自己写信给浙江方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飚：给他们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还是比较欠缺。后来我要退休了，就想督促一下，就写了信，就是想引起重视。
《新京报》：以个人名义写信，比单位发公函更有力量吗？
张飚：单位也在发函。不过公函的形式只能简单说明情况，不会表明态度。我个人写信就会说，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说明我的态度，让对方知道这个案子存在问题。
《新京报》：你反映了多少次？你退休的时候，事情到什么程度了？
张飚：五六次。我2010年年底退休，当时案子还是等待状态。
《新京报》：退休前，有没有去找张高平？
张飚：我去见过他，希望他坚持下去。
《新京报》：你退休之后，这个案子还有没有人管？
张飚：我们单位监所科的同事还在管，像魏刚科长，高晨啊，他们都在管。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要让他找律师帮助？
张飚：事情拖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承受的精神压力就比较大。后来我说，我们努力，你自己也努力。我就建议他哥哥找找律师。
《新京报》：你对翻案，当时的信心有多大？
张飚：了解案情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有个七八成把握。
（据《新京报》）
相关评论
“神探”为何 却办了“冤案”
“浙江叔侄冤狱案”曝光后，当年侦办此案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女神探”聂海芬备受关注。巧合的是，聂海芬曾接受过电视台的专访，讲述了其参与侦破此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指认现场”、“侦查试验”等，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据报道，聂海芬是“英模”，是当地著名的“女神探”。从相关介绍看，她是一位作风细腻、业务熟练的预审警官。可极其讽刺的是，恰恰是这位业务能力不凡的“女神探”，把张氏叔侄这起货真价实的“冤案”，办成了“铁案”。
既然张氏叔侄根本没有作案，就不可能有“无懈可击”的罪证；相反，这起案件存在明显的否定性证据及大量疑点。例如，叔侄俩的供述，在细节上并不吻合；被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物，经检验排除了叔侄俩等。这些细节，本应引起侦查人员的反思和警惕。
可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却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冤案经过“女神探”精心打磨，开始变得“铁证如山”。经过“突审”及“狱侦耳目”协助，叔侄俩最终作出了认罪供述，而且经诱供、指供，供述开始与现场勘查一致；至于没有发现强暴的痕迹、物证，也经嫌疑人之口及法医的意见，得到了“合理解释”。
迄今为止，我们尚不知“女神探”在这起冤案酿成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该承担什么样的个人责任，但“神探”却办“冤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发人深省。
也许，“女神探”的作为，仅仅是在履行预审员的本分，是想让刑侦人员破获的案件在证据上变得“无懈可击”，并无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动机。但本案在取证上，特别是在讯问、指认现场及使用“狱侦耳目”上出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却是警方不容推卸的责任。
除此之外，这起冤案还极其深刻地警示执法人员：人皆可能犯错，“神探”也不例外，在侦查认识活动中，一旦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违法违规办案，则不仅会冤及无辜，而且会放纵坏人。
（毛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