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河南省嵩县人。1978年应征入伍，在26年的军旅生涯中，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等，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表作有《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
如今，阎连科被各种头衔所包裹，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当代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等，其实，仔细翻翻他的小说，几乎每本都离不开农村生活。沿着皮鞋留下的脚印往下深挖，挖出的却是故乡的拖鞋。也许，不忘初心，才是阎连科最真实的符号。
这是一个文学退潮的时代，小说这种美丽的文体能否存活下去，已经成了一个议题。在今天，坚持去做小说家，多少会显得有些超然，有些寂寥。所以，我们才特别希望听听阎连科怎么说。
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开始
北京晨报：写小说是一件辛苦的事业，您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阎连科：作家为什么而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但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如此，因为写小说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进城，那时除了饥饿，就是革命，想改变命运，一是考大学，二是去当兵，如果都不行，就只剩下文学这条路了，所以大家刚开始时，既不是为心灵写作，也不是为读者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再到“为写作而写作”，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北京晨报：您为什么没去考大学？
阎连科：1977年我参加高考了。我只上过高一，当时正在新疆打工，知道高考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只复习了一两周，考场设在一座破庙里。写作文时，每人发四页500格的稿纸，我第一个用完了，申请再要两张。监考老师看我居然能写这么多，字迹还可以，就当众展示了一下，说我一定能上大学。考完10多天，又到古庙报志愿，我连志愿是什么都不懂。老师说，就是填你想上的大学，如果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连老师都不知道河南大学在开封。当时都觉得北京好，所有学生填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后，我们县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
讲真话才能“为写作而写作”
北京晨报：淡然了，是不是就是“为写作而写作”了？
阎连科：是，但依然不高尚，还是在为个人而写作。人们说我代表了底层农民，其实我写作时，从来没想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小说就是表达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但最终会与读者不期而遇，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一定要讲真话，巴金先生去世前说，并没把一生中100%的真话讲出来，讲真话本是文学的基础，结果却搞成了最高境界之一。
北京晨报：好像每个写作者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
阎连科：那要看是大真实还是小真实了，小真实可以糊涂，大真实不能糊涂，面对巨大的黑暗，你就无法赞美蜡烛的一片光明。不能写了很多故事，却看不到作家的立场，名为真实的小说，却还不如打开一份报纸的震撼大，这怎么算是真实呢？
我们为什么支支吾吾
北京晨报：您怎么看韩寒、郭敬明这些新生代的作家？
阎连科：韩寒的小说写得不如老作家，但他比老作家坦率。我们不敢说话，不敢面对现实，不敢为别人、为自己去争取，一个人又想写好小说，又想赚钱，又想拿奖，又想让读者别骂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太多，太知道明哲保身，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敢说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固然坚持了底线，可两方面都不说，就只有沉默呗。
北京晨报：感觉老一代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支支吾吾。
阎连科：因为他们与世界拉开了很大距离，看到的信息就那么多，刚开始他们也会怀疑和批判，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年轻人信息资源更丰富，所以会觉得上一代人说话与现实脱钩。一个人并不是你开上好车，住上好房子，你就与现实发生联系了，也不是没工作、没房子，你就与现实发生联系了。写作和世俗应保持密切的联系，不发生联系，你就不知道现实是什么，贴近世俗，你就与95%的人建立了联系，但问题是，今天大多数作家失去了这种联系。
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
北京晨报：回想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今天的文学似乎有些失落，为什么？
阎连科：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了，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有一些纯粹的文学，因为当时文化环境相对纯粹。今天出现了一些吊诡的事，但文学能否把握好，这是作家的能力与才华的问题。
北京晨报：今天的社会比过去更多元，但与真正的多元社会相比，依然显得单调，这是不是制约当代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阎连科：今天的现实比过去丰富了，但并没实现真正的复杂，出现了多元中单调的问题，因为大家在灵魂上都太单调了。今天各种文学样式都存在，但批判式写作往往停留在文学口号上，没触及到体制的东西，歌颂式写作则多是表层，并没表现出人精神中极大的爱。
应该说，今天的写作还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没被抹杀掉，也没被填补。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因为现实复杂深刻，人性扭曲独一无二，只是你能否写出最复杂的世界和最复杂的人性，能否把内心世界撕开来，呈现给读者。
中国作家影响在扩大
北京晨报：与世界文学相比，今天中国文学差距颇大，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
阎连科：今天年轻人的阅读基本是从西方文学开始，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再是从西方文学中汲取什么了，而是减少什么。年轻人如何开始不是问题，但从创作来说，最终会走上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传统文学的道路，也不是西方文学的道路。
北京晨报：去年以来，“短经典”丛书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来自印度、摩洛哥等国的作家尤其令人震惊，感觉中国当代小说与他们有了不小的差距，可不可以这么看，我们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阎连科：“短经典”介绍的都是短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短篇创作在下滑，但长篇的影响却在逐步增加，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对我们的关注越来越多，当然，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关注相比，还不成比例，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差距并没拉大。短篇小说是受压抑的文体，不太容易市场化，局面显得困难一些，但阿乙、蒋一谈、葛亮等作家的创作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也被读者们接受了。“短经典”带来了短篇的复兴，让年轻人也喜欢看短篇了，这是一件好事。我甚至想把长篇暂时停下来，去写一些短篇。
文学是明天的事业
北京晨报：在推动文学进步方面，局外人应怎样去作为？
阎连科：文学是明天的事业，明天的判断比今天更重要，所以要顺其自然，不要引导，不要过多干预，从古至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被谁引导出来的，伟大作品本身就会引导作家。有些东西要放到明天再来看，今天说什么都为时过早。
北京晨报：您刚从香港讲学回来，港台在保留传统文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与世界更接轨，可似乎也没产生出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家，这为什么？
阎连科：港台保存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有很好的语言方式，这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出没出伟大作家，需要明天再来评价，文学创作是说不准的，不是必然如何，阿尔巴尼亚那么小，也出现了卡达莱这样的大作家。 （据《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