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并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是她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在武汉、重庆、香港、西安和延安工作和生活，在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日子里，结识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剑英、邓颖超、贺龙、李克农等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她还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多次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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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西安事变，投身“XGOB”广播电台工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年仅24岁的安娜·利泽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她结识了长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两个异国青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1933年，德国纳粹执掌政权。作为坚定反对纳粹的战士，安娜·利泽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其间被迫流亡英国伦敦。1935年，安娜·利泽在伦敦与王炳南结成伴侣。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婚后，王炳南夫妇回到柏林。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王炳南回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离开柏林，前往王炳南的老家西安。
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夫妇搬进了杨的新居。王安娜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熟悉中国环境，了解中国风俗，结识中国朋友，并逐渐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不久，应前往上海疗养的杨虎城的邀请，王炳南带着已有孕在身的王安娜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
在上海，王安娜结识了宋庆龄，拜访了病重的鲁迅，并采访了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浮出水面的政治危机渐渐加速，王炳南收到早已回西安的杨虎城的速返西安的电报后，只身返回西安。
就在王安娜和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好在事变很快就得到了和平解决。于是，王安娜再也“不想在上海久等”了，她说“现在，我的岗位是西安”。
经过十几天的旅行，在除夕之夜，王安娜终于平安地回到西安与丈夫王炳南团聚。也就在这一天，王安娜结识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释放蒋介石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广播新闻进行歪曲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的假新闻。而西安的电台由于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西北三方联合抗战的形势。为了澄清南京方面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XGOB”广播电台。一开始这个电台是由史沫特莱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英国记者主持，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史沫特莱主持的言辞比较激烈，贝特兰也因收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威胁电话，他们都被迫停止播音工作。此时，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XGOB”广播电台的实际负责人正是王炳南和刘鼎。于是，王安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转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参与者。
1937年1月，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红军进入潼关。此时，已在这支红军部队指挥部驻地云阳采访的史沫特莱致信邀请王安娜。于是，王安娜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的红军战士。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和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令王安娜感到吃惊。
1937年3月初，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延安。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见解。
此外，王安娜还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革命女战士。王安娜同样对她们充满了敬意。
2 七七事变后，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成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安娜随王炳南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救国会妇女会的工作，负责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工作。王安娜被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英勇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她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新建议，报告工作成果，广泛进行口头宣传。同时，她还搜集外国报纸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并将这些报道出版发行。她还亲自采访在中国的知名外国人，以亲眼所见赞扬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一书，成为宣传委员会对国外宣传的最好材料，并出版了英文版。后来在汉口，王安娜又出版了《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一书。
上海沦陷后，王安娜只身一人继续待在上海，并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的成员，接受宋庆龄的领导。
不久，王安娜受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委托，去汉口了解正与日军作战的华北、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情况，以及已经寄出的物资和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随即由汉口搬迁至重庆。为了工作，王安娜含泪把年幼可爱的儿子送回西安老家。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安娜一行人乘坐八路军在汉口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前往重庆。
1938年11月12日，经过艰难的旅行，王安娜一行人到达长沙。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了王安娜她们，周恩来等人只能睡在地板上。
然而，谁也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这里的一切全部化为了灰烬。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大火”。随后，王安娜随王炳南经衡阳到达桂林，开始了新的战斗。
3 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身份，负责援华抗战物资的筹措、运输工作
到达桂林后，王安娜接到了一个意外又特别的任务。周恩来告诉她：“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运抵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过印度支那，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宋庆龄)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面对周恩来真切的请求，虽然面露难色，但王安娜还是答应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王安娜在中国外交部龙州办事处办理了延期手续，并从那里进入越南。
在香港休息了几天后，王安娜按照宋庆龄的安排前往上海。王安娜和上海的“保卫中国同盟”就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如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上海已经收到的物资如何运到内地等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安娜还给那些志愿小组谈了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告别上海，回到香港，王安娜开始负责经过越南的物资运输工作。
在香港分手时，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正如宋庆龄所料。王安娜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到达海防海关的时候，法国海关官员对说法语的外国妇女的态度果然不一样。而当这些法国官员知道王安娜会说德语时，态度就更加亲切了。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那是一个说德语的地区。于是，王安娜的所有行李都被顺利地盖上了“O”的通行印记。她带领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所有物资车队，在第二天也顺利地向河内奔去，运向中国。等到了东丹的海关，办理手续的又是一个阿尔萨斯的法国人，王安娜再次顺利过关，直抵龙州，到达中国。
王安娜一到龙州，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报。说要她立即回到海防，一批新的货物又到了。此后的几个月，王安娜频繁地往返于海防、东丹直至龙州一线。她不光是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办运输，而且帮助红十字会、中央银行、广西军队和几十家私营公司顺利通关。一时间，王安娜成了中越边界上赫赫有名的女英雄。
4 皖南事变后，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公布皖南事变真相
皖南事变后 ，为了把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周恩来找到了王安娜。在办事处，周恩来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至于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我们不讲，这个消息也会传开。”
王安娜立即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随即，周恩来就被邀请到英国大使家里进行商淡。英国政府收到大使的报告后，立即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又在卡尔的帮助下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英国大使馆进行了秘密会晤。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在长江南岸郊区，英国驻华大使馆在长江北岸城里的遗爱祠。1941年2月14日上午，居里事先渡江来到英国大使馆等候。下午，周恩来设法甩掉“尾巴”才进入英国大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会晤被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居里访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搞“同室操戈”的关切。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皖南事变真相很快被世界各国所知晓，国民党蒋介石针对八路军的反共军事攻势不得不收敛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恶化。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家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安娜每次外出总是有“影子”跟踪。不久，因为王安娜与许多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有联系，而且又去过华北前线，王安娜的护照便被以“例行检查”为由没收了。
此后的日子直至抗战胜利，王安娜在重庆都一直帮助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先后把印度的尼赫鲁和卡玛拉迪威夫人秘密地介绍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安娜离开生活了6年的重庆，跟随宋庆龄前往上海，继续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重新编组工作。王炳南则继续留在重庆协助周恩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马上就要来参加重庆谈判。从此，王安娜与王炳南两地分居，直至因为性格原因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加强中德两国的友谊而奔走。1955年，王安娜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中国，回到德国。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逝世，她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东方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