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服役。1980年转业，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硕士，博士方向课程结业。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等，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著作多部，近年来以多部描述心理医学领域的作品引人关注。
毕淑敏的名字和医生这份职业有不解之缘。她17岁就入伍去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阿里当兵，十余年间成长为一名军医。转业回到北京后，也曾继续在企业担任医生,即使现在已是国家一级作家，她的简介衔头中也还有“内科主治医师”这项。
近些年，毕淑敏又涉足了“心理咨询师”这一领域，不是那种“体验生活”式的浅尝辄止，而是正式到开设诊所坐堂……直到2006年，她再次回归专业写作。从此，毕淑敏的文字中更多了一重意味，直指人心。
毕淑敏强调，当下社会的急功近利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围绕在“精神=物质”的畸形信仰中。她写下这些美好的文字，发出的却是忧虑的警示：“人生有些东西可以回头，有些不可以。理想就是后者。”“为了暂时的物质，顺应大局价值观，将会葬送自己真正的内心理想。”
至于自己，她反而谈得挺少。毕淑敏常说一句话：“其实，我真的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但与之交谈，会有一种感觉，她本人就是这书中人生哲理的实践典范。
“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挣扎”
羊城晚报：您曾说《星光下的灵魂》这本书不再探讨心理叛逆和生死，是从日常生活点滴感触出发。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期望这本书为读者带来什么呢？
毕淑敏：讨论灵魂，必然讨论生死。而灵魂不是一个如何死的问题，却是一个如何生的问题。人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康德说：仰望星空和探寻内心，是最令人感动和敬畏的时刻。外部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内心也要学会辗转腾挪，不论时代怎么变化，做人的根本指标没变，文学的根本指标没变。
你想一下，在今天，还有多少人在仰望星空？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挣扎了，我们忘掉了头上那个大尺度的存在。我在西藏待了10年，在藏北的星空下，确实有一种震撼感，真正理解了宇宙之辽阔，生命之短暂。这种感觉，我保留了几十年，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准则。
羊城晚报：是的，在文章中您多次谈到在阿里见到360度的璀璨星空，在无穷苍茫中见诸自己的微小。但我个人的体验是这种感悟常常只是瞬间，不见得能对日后实际生活产生具体的作用。您可曾想过，也会有不少读者持跟我一样的想法？
毕淑敏：你的体验和我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同样的星空。人们常常用一己的经验，来揣测整个世界，这是幼稚和危险的。能带给人们一瞬或是短时间的感悟，在我亦认为十分满足。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一本书或是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别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掌控的只是自己。
心理医生装下的不是“垃圾”
羊城晚报：我们大众对于心理医生这个职业总是存在很多好奇。任何人都会遇到困难，心理医生的心理健康也很值得关注。您介入这么深，有没有遇到过需要排解的问题呢？
毕淑敏：当然，每个人都会遭遇心理困惑。比如上电视，去还是不去？讲不好，被人评头品足、讥笑嘲讽，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我很明白自己的人生目标，觉得不要因为逃避和懦弱来做决定。再比如，有人会说心理医生是个盛纳别人心理垃圾的大垃圾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不是垃圾，是那个人对你的信任，是他的真实生活。我从这里面看到那个人寻求改变的最初动力，也被他们的努力所感动。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这是对某种社会现象有感而发吗？我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心理安慰机制呢？
毕淑敏：一个人如果从冰天雪地进入热气腾腾的房间，或者反过来，从暖和的地方一头扎进风雪中，都是很容易生病的。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心理危机是———分裂。说的和想的不一样、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当着人和背地里不一样……到处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喧嚣氛围。分裂是非常消耗人心理能量的一个过程，比如我们常常说某个人“疯了”，在医学上的名称就是“精神分裂症”。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越是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我越相信它会有出口。在关系的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残酷中争取柔和。中国以前没有心理医生，这并不是说中国以前就没有心理问题。现在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是社会的进步。我在德国访问时，也说到过这一点。一个德国人说，我们也特别需要心理医生啊。看来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依然认为中国是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国度。目前中国正处于抑郁症的高发期，青壮（少）年的自杀率高居世界第一，一年几十万人，另外农村妇女自杀率也很高，只是广大农村刚过温饱，在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这一非正常死亡现象反而没有城市突出罢了。 （据《羊城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