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原名吴云森，安徽歙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1929年7月生于上海。代表译著有《雪莱诗选》、《狄金森诗选》等，先后出版《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等评论专著，并编有《雪莱全集》。
翻译家江枫说，他最能容忍的“缺点”是无伤大雅的虚荣。某种意义上，这可看成是他的夫子自道。在他身上，的确很难见出中国式的谦虚。
尽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目前为止，我国仅有的两次荣获终身成就奖的翻译家。但每每见到虚心求教的同道，或前去采访的记者，他都会连连谈及这“一生的荣耀”，“中国还没有过，即使在世界上也非常少见”。同样，很多人都认同，他译的雪莱是迄今最好的版本，“九叶派”代表诗人、翻译家卞之琳生前就给予“江枫译诗为五四以来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他还是会告诉你，他的译本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莱诗汉译本，“对照原文、比较译文，你就会明白这句话千真万确”。他还不忘强调，他的译作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很难超越。
这很容易给人留下自负的印象，但他显然有自己诗性的逻辑。比如，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突出自己的成就，是因为1995年获“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时，作为唯一的获奖者，他已然算得在翻译界开了先河。16年后再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看起来就不免有些重复，但唯有这重复，才能说明他第一次获奖实至名归、“绝非偶然”。更重要的是，这次重复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了翻译理论家，“我的理论就是‘形似而后神似’，而且我用我的实践证明”。
而“力推”自己的译本，也并非他真以为译本就那么完美无缺。实际上，他永远把自己的翻译看成是半成品，“如果要打分的话，也就六十三四分。”他认为译本没法超越，是因为再版的机会多，每一次他都有机会修改。“然而到了现在，即使再出新版，也着实是没一字可改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他看来，自己的同辈人越来越少了，而后辈人的文学功底很难超越上一代人。以此看，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能够以一己的劳动使得他人的重复劳动成为不再必要，难道不值得自豪？”
事实上，正是自觉没有“重复的必要”，让他最终没有走上写诗的道路，而是用“这一生”来译诗。文革结束后，江枫也发表了一些诗歌，有些还上了报纸期刊的头条。“我在诗歌界的熟人也很多，艾青、臧克家都跟我关系很好。后来顾城、舒婷这批诗人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写得比我好。”如此，在一向认为“写诗就应该写有影响的诗”的江枫看来，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他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他不写而少了一行。那为什么还要写？不如趁着有口气，留下些能够流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他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稿约多起来的译诗。
纵然只是译诗而不写诗，江枫显见地秉承了浓郁的诗人气质，这让他的翻译生涯徒然生出许多“波折”。1956年秋，他从军队回到北京，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他将多年来利用闲暇时光零零碎碎译成汉语的雪莱诗歌整理成册，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编辑提出意见，认为译作仍需改进，他因此对译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当他再一次来到出版社时，接待他的是参军前就读清华时的同班同学、诗歌翻译家张奇，“他告诉我，郭沫若对翻译雪莱诗歌很感兴趣，但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合作？由我译第一遍。”
时隔多年，江枫依然觉得，对于当时作为文学青年的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建议，甚至可能会成为通往成功的捷径。但是他谢绝了。因为照他自己的理解，译诗，也像写诗，最大的愉快莫过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按照自己的构思和趣味最终完成。“译出来的诗和写出来的诗一样，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女，由自己来梳妆打扮是一个父亲不可替代的乐趣，我非常珍惜那点乐趣。”于是，又一次试图出版《雪莱诗选》的努力在他的固执下化为云烟。
只有他自己真正体会到，这次失败意味着什么。毕竟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想实现的愿望。因为这些译诗不仅包含了他的希望与梦想，还真实记录了他与雪莱这位伟大诗人的深厚渊源。“在林语堂编的中学语文教科书里，读到了雪莱的一首《爱的哲学》，这是我接触雪莱的开始。后来我在地摊上买到一本《雪莱诗选》，可能是抗战期间从美国士兵中流落出来的口袋书，选集里有各种各样的诗，我便自己试着翻译。”在他和另一个同学合办的文艺报刊《晨星》上，他发表了最早的几首雪莱诗译作。后来，江枫从清华大学外文系参军南下，行军背包里总带着一本牛津大学版的《雪莱诗作全集》，“闲暇时光，我会拿出来阅读，也断断续续做一些翻译。我盼着有一天能把它们整理出版。”
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盼就盼了20多年。事实上，他曾带着增厚了的译稿，再一次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老同学张奇已在“文革”中去世，接待他的是他的清华学长、又一位翻译家黄雨石。“这时，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已经出版，他虽同意再出一个‘江译本’，但由于当时纸张供应紧张，短期内出版有困难，他就建议我投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杨德豫代表湖南人民出版社来到北京组稿，恰巧看到这份译稿，觉得很有意思，便带回了湖南。”
第二年，诗集终于出版。首印5000册，一上市便告售罄，当年再版之后又连年再版。到1992年雪莱诞辰200周年纪念时，《雪莱诗选》以《雪莱抒情诗选》的名义继续出版，前后已印12次，发行近50万册。而后便有了各种各样分量不同、版本不同的“江译”雪莱诗选，甚至还出过一个盗印本。让江枫至今津津乐道的是，诗选出版后不久，当初不同意再出一个雪莱译本的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翻译家孙绳武，见到这个译本也很欣赏，并且问他的湖南同行，“这本书你们是怎样组到手的？”
翻译雪莱让江枫声名鹊起，稿约也随之多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世界文学》的杨熙龄约他翻译诗歌。“他让我挑两个，我就挑了狄金森和弗罗斯特。有意思的是，我把这位美国女诗人译成了‘狄金森’，他硬是给改成了‘狄更斯’。”1981年，他在《诗刊》杂志发表了5首狄金森的译诗。“这是中国大陆狄金森最早的汉译，三年后，我出版了《狄金森诗选》，这也是中国第一本狄金森诗歌汉译选本，此后不断再版。到目前为止，我的狄金森译本已经出过8个版本。”在江枫看来，没有一个外国女诗人的影响能和狄金森相提并论。而正是他的翻译，让狄金森成了中国大中学生无人不知的外国诗人。
是否江枫夸大了狄金森的影响，这可以讨论，但他独到的眼界却不能不让人折服。多年的译诗，也让他对诗歌的品质形成了坚定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甫一出现，就遭到诗歌界的激烈反对。老诗人屠岸回忆说，当时有一位程代熙先生，发表文章攻击“朦胧诗”。江枫立即撰文反驳，并指出程代熙把T.S.艾略特的诗歌理论都搞错了。“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气。事实上，他的仗义执言，为他赢来了一片喝彩声。有人说他有大侠之风。”
此言不虚。许多年前，正是凭着这股侠气和激情，原名吴云森的江枫在清华大学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毅然投笔从戎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为了不牵连家庭，也因为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更因为火红的枫叶象征着如火的革命激情，他更名为江枫，从此一用60余年。
如今他激情依然。他质疑严复的“信达雅”说没考虑到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尤其是将达和雅与信对等并列有欠妥当； 他没法认同傅雷“翻译就像临摹，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说法，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更是信心满满驳斥种种被译界权威奉为圭臬的翻译理念。而他不怕别人找毛病，即使难得被批评，他也能处之泰然，因为“能听到人家批评是一种幸福”。或许正因为此，他才有足够的底气说，只要现代汉语不发生重大变化，他的译诗就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据《文学报》）
